作者：金成培，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朝鲜半岛战略研究室首席研究委员
摘编：金成培，“对最近国际秩序相关概念战略含义的探讨——新冷战、经济安全、价值外交”，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INSS）编《热点简报》，第392号，2022年9月29日。
翻译整理：金永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近年来，国际形势研究领域经常出现“新冷战”、“经济安全”、“价值外交”等新的概念。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概念被理所当然地接受和使用，但实际上都是具有富有争议的用语，包含着自身独特的战略含义。如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与过去的美苏冷战并不相同，所以在政策领域里非常有必要谨慎使用“新冷战”一词。“新冷战”的认可及判断，可能会使韩国缩小自身的战略选择范围。“经济安全”本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概念，各国也在效率性、安全性和相互依存中都面临着选择的两难境地。自由主义为了效率而甘愿承受脆弱性，而重商主义为了自主性而牺牲效率。正如美国《半导体与科学法》、《通货膨胀缩减法》等那样，当今美国采取的经济安全战略中存在着很多重商主义因素。因此，韩国应与主要国家讨论经济安全合作时也需要周密的战略性接近。而就“价值外交”概念来讲，建构主义强调规范构成国家行为者的认同感或规范国家行为，所以规范外交不仅仅是追求伦理价值，而且需要追求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国家利益行为。同时，有必要将理念外交和价值外交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前者是为了扩散特定政治体制，而后者则是为了将国际上值得期待的规范作为标准而采取行动。总之，以《联合国宪章》所包含的规则为基础，坚守开放型通商国家——韩国的国家认同感，并突出多边主义，才是正确的方向。关键词：新冷战、经济安全、价值外交、规范外交、国家认同感
最近，围绕国际形势的有关报道中不断出现的概念就是“新冷战”或“新冷战格局”。另外，“经济安全”也是同样被经常使用的用语。各国政府都将经济安全作为外交安全的核心课题，在首脑会谈也经常提及这一议题。另外，韩国新政府上台后最推崇的概念之一就是“价值外交”以及相关的“规范外交”。当这些概念被理所当然地使用时，却忽略了它们实际上是具有争议性和不同战略意义的术语。因此，为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并得出合理的政策方案，非常有必要去更深入地了解这些用语的本质含义。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在经济、技术、价值等诸多领域里日益激化，将这一情况描述为“新冷战”的场合也越来越多。尤其是俄乌冲突以后，美国等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氛围达到高潮，同时，中俄之间的协作正在加强，朝鲜也表现出顺应这种对立格局的姿态，因此，所谓“新冷战”的概念似乎正在得到更有力的支持。
从结论来讲，当今国际秩序与“冷战”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如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教授所指出那样，今天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与过去的美苏冷战根本不同。那是因为当前的中美竞争并没有带来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斗争，也没有导致完全脱离的经济集团以及中美两国各自领导的敌对性军事同盟。甚至，有些分析强调，即使美国单方面推进冷战风格的对华政策，也最终难以形成真正的冷战秩序。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2020年7月23日的演讲中，没有回避此前被视为禁忌的对中国的“公开指责”，并直接主张建立全球同盟来对抗中国，从而宣布与中国“冷战”。但是，这种明显为了赢得选举而采用的极端主张并没有在实质上延伸到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如果意识形态斗争要想具有冷战属性，就应以第三国为对象而展开竞争，但至少现阶段并没有出现这种对立局面。特别是中国主要表现出维护自己体制的防御性姿态，并没有采取攻击性姿态。另外，由于中美之间以及美国盟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很深，就难以发生所谓经济上的“脱钩”，也是中美竞争与冷战对立的不同之处。中国是通过参与世界自由贸易秩序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在跨国生产链中占有不可分割的特殊地位。世界主要国家对华贸易中的地位来看，中美贸易额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6%，中日贸易额占日本的21%，中韩贸易额占韩国的25%，中澳贸易额占澳大利亚的29%。因此，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排他性经济的新集团就很难启动。最近围绕台海问题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但中美之间的军事竞争主要还是局限于南海问题。目前，美国已经与世界上60多个国家建立同盟、伙伴关系，而中国推行的是独立自主和“不结盟外交”。另外，按照绝对标准，美国的国防支出仍然是中国的两倍以上。虽然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与过去的美苏冷战在结构上有所不同，但“新冷战”一词由于在直观意义上颇具号召力，而经常出现在媒体报道和专家分析中，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政府战略或政策领域里，非常有必要谨慎使用这一概念。从大国的立场来看，为了加强同盟队伍，所以“新冷战”这一论调也许更有效果。而且，有些国家为了在新冷战格局中获取相对利益，或许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概念。但是从韩国立场来看，绝不能牺牲与中美任何一方的关系、如果韩国也采取这种国际秩序的判断，势必将缩小自己的战略选择余地。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是无可争辩的现实，但牺牲作为韩国外交基础的韩美同盟带来的结果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中美竞争是一场持久战，不宜草率预测或做出结论。
如今，相当一部分国家将经济安全视为至高无上的价值。面对同时发生的高汇率、通货膨胀扩散、能源和资源困难、地缘政治危机等世界经济的综合性危机，经济安全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外交安全的核心议题。中美之间供应链竞争的加深也是其重要背景。根据早先开拓全面安全研究领域的学者——布赞(Barry
Buzan)的说法，“经济安全”本身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就是充满矛盾的概念，在基本以竞争为“美德”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成为失败者。因此，绝对的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所谓“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各国都面临着在效率性和脆弱性、安全和相互依存中选择哪一方面的两难境地。为加强经济安全，国家采取的战略大概有自由主义与重商主义两种选择，自由主义为了追求效率而甘愿承受脆弱性，相反，重商主义为追求自主性，已经做好了牺牲效率的准备。主导世界经济的国家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及条件，有选择性地运用了自由主义或重商主义战略。在冷战结束后的自由主义秩序中，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美国采取的经济安全战略就是自由主义路径。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以压倒性的霸权地位为基础，不断追求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效率的最大化。因此，没有必要强调“经济安全”。但是，正如著名的攻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教授所主张那样，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2005年以后开始发生衰退，尤其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开始浮出水面。当前美国采取的经济安全战略中，重商主义因素比较强烈，无论是特朗普政府时期利用高额关税作为手段的贸易纠纷，还是拜登政府攻击性地推进全球供应网重组，都很难单纯地看作是个自由主义。2022年7月到8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半导体和科学法》、《通货膨胀缩减法》等也都充满着培养美国国内产业和具有对华牵制性质的保护主义措施。其实，韩美之间关于经济安全的协商也只是经济安全合作框架下就是只要求减少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增加对美投资而已。美国尽管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强调所谓“价值联盟”倡议，盟国不参加时的损益（demerits）很明显，但参与时的获益（merits）却还非常不确定。当今国际形势处于一种“无秩序”时代，经济安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采取何种经济安全战略，各国都需要深思熟虑。因此，韩国与主要经济伙伴国家讨论经济安全合作时，也需要自己充分的战略均衡感，例如，韩国企业主动应对美国的供应链重组，并果断地对美投资可以说是明智的，但韩国主力产业——半导体的国内生产比重过度下降，这一点是值得警惕的。总之，并不只有自由主义或保护主义两个极端，也可以设想“保护主义下的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下的保护主义”。因此，在自由主义秩序中成长的韩国，可以考虑以自由主义作为骨干，同时有必要对国内产业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价值外交”或者作为一般通常意义上的“规范外交”，几乎已经成了韩国外交的“代名词”，尹锡悦政府也将价值外交设定为外交战略基调之一。2022年6月的尹锡悦总统的北约（NATO）巡访和9月的英美巡访都将价值外交作为核心议题，而且其价值外交也主要由自由、和平、法治、人权等内容来构成。但是，价值外交本身并不能保障价值的实现，因此，有必要深入考虑价值外交的理论依据和可取的方向性。
在国际政治中，价值或规范(norms)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早早出现的国际机制理论。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曾将国际机制定义为在一定热点领域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总合，认为在国际政治中,不仅是国家作为唯一的行为者追求权力，规范和国际制度也会发挥作用。但如果说规范或国际制度是以多边共识为前提的，那么规范外交的基本精神就是多边主义。同时，建构主义者们将规范提升为决定国家认同感和行为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国际制度层面上的对象。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将规范描述为对行为者合理行动的集体期待，并强调规范构成国家这一行为者的认同感或在已经定义的认同感下规范国家的行动，这不仅在特定焦点领域里，而且在国家安全这一核心焦点问题上也是如此。如果将规范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的一般要素来接受，规范外交将不仅仅是追求伦理价值，而是追求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国家利益的行为。问题就在于，一个国家如何采取规范外交、价值外交的方向。虽然没有人会对政府提出的自由、和平、法治、人权的正当性提出异议，但是有必要考虑韩国所要追求的规范的排列和优先顺序。首先，如同前面所述那样，考虑到规范的多边属性，最好作为基本要素应包含多边主义。同时，强调的是理念外交和价值外交应该有所不同，那是因为国内价值和国际价值并不一定是一致的。理念外交就像“民主和平论”、“世界革命论”那样，是谋求特定政治体制的扩散。相反，价值外交则是以国际上可取的规范作为标准而行动。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联合国宪章》可以成为很好的依据。尹锡悦总统也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中强调了联合国系统和普遍规范体系。《联合国宪章》第一条以联合国的宗旨就提出了维持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以平等权和自决原则为基础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促进对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等等。第二条作为成员国的行动原则，提出了主权平等、和平解决纷争、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内政等。因此，以《联合国宪章》中包含的规范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反映开放型通商国家——韩国的国家认同感,突出多边主义的方向是值得可取的。韩国自建国以来，得益于自由贸易秩序和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以开放型通商国家的认同感为基础，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包括经济力、军事实力等，已经成长为世界前十位的国家。最近，得益于K-Culture（“韩流”等韩国文化商品），软实力也在急剧上升。当前国际秩序在“超全球化”、自由主义退潮和多种“区块化”的趋势背景下，各国都在强化新重商主义要素，所以韩国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艰难。因此，迫切需要的就是以对国际秩序的正确研判和对国家认同感的重新检验为基础，要做好精致的战略应对准备。▲ 金成培研究员
作者：金成培，1967年 2月 24日，出生于韩国忠清北道忠州，现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历任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统一战略研究室长、国家情报院海外情报分析局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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